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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为对付郑成功搞暴力拆迁不搬的全杀光

发布时间:2021-01-05 20:14:10 阅读: 来源:工字钢厂家

康熙为对付郑成功搞暴力拆迁:不搬的全杀光

康熙皇帝曾被世人称颂为“一代圣主”。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其为“汉文帝以来的第一个好皇帝,亦是一部二十五史中,惟一了解西方文明、尊重科学精神的一个皇帝”。当然如何全面评价康熙其人,不在本书叙述的范畴。但是,如果从海洋的角度来讲,特别就其“迁界”留给国家、民族的后遗症而言,这个评价就该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。

诚然,康熙坚持收复台湾,实现江山一统,应当高度肯定。1683年,他派遣施琅率领战舰300艘,精锐水师2万人,大举进攻澎湖。经过7天激战,逼退了郑经部署在澎湖的兵力。不久,郑经的儿子郑克塽派人前来乞降,清军顺利进驻台湾。清政府同时接受施琅建议,在台湾设一府( 台湾府 )三县( 台湾县、凤山县、诸罗县 ),隶属福建省,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,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。与此同时,康熙遏制沙俄扩张,亲征新疆准噶尔,击败噶尔丹,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,维护了国家的统一,也功不可没。

但认真回顾一下,台湾、澎湖当年的丢失,根子即在明朝政府对海洋的背弃。自文、宣之后,所有的大明皇帝,既对海上滚滚而来的巨大商机不闻不问,也闭眼不看从海上步步逼近的严重威胁,西方殖民主义者赶走这个来了那个,这个抢走这个岛屿,那个抢走那个岛屿,全都没当一回事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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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荷兰人将偌大一个台湾岛从眼皮底下夺走,朱元璋的这些灰孙子们才傻了眼,然国运式微,已经没了脾气,只能以崇祯吊死在煤山的一株歪脖子树上作了结。照理说,以康熙之精明,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,该很好反思前朝丢失台湾的深刻教训,认真思索老对手郑成功在海上与其长久相持的奥秘,从中好好领悟背海而衰、向海而兴的治国之道。敢于学习和汲取对手的长处,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圣者。

说也奇怪,康熙有宽大胸襟肯定郑成功对前朝的忠诚,留下一副脍炙人口的挽联:“四镇多贰心,两岛屯师,敢向东南争半壁;诸王无寸土,一隅抗志,方知海外有孤忠。”但他却无开阔视野去接受这个老对手重视经营海洋的成功战略,而且反其道而行之,郑成功爱海他恨海,郑成功视海路为活路,他视海路为绝路。

他在与郑家军多年的征战中,居然听了郑氏降将黄梧的馊主意,不但杀郑芝龙坚定了郑成功反抗到底的决心,还继续秉承明朝禁海杜绝民船通匪的败招,进而坚持实施长达20余年的“迁界令”,像赶鸡鸭一样,将世代久居海边的百姓全部撵走,制造了空前绝后的沿海无人区。

现在冷静下来分析,清朝开国之初在东南沿海颁布“迁界令”,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、经济的角度,似乎都找不出像样的理由来。惟一的解释,就是出身游牧的满清皇室贵胄,因对大海的陌生而产生了对大海的恐惧;或者是太过相信自己在兴安岭、长白山围猎的本领,以为只要有了沿海无人区,就好比在一片草原上张开了大网,逮郑成功会像逮围网中的狍子、兔子。康熙和乃父顺治被深山老林锁住的脑袋瓜怎么也想不到,你把大海当藩篱它就是禁锢你的藩篱,你把大海当通衢它就是任你纵横驰骋的通衢。

顺治十三年( 1656年 ),清政府恼怒郑成功在海边神出鬼没,想够够不着,想避避不开,搬出前朝的禁海政策,严令“寸板不许下海”、“片帆不许入口”,不但禁止渔船、商船出海捕鱼和贸易,也禁止外来船只进入港口停泊,企图将郑家军困死海上。福建和广东沿海居民首当其冲,接着殃及到远在南海诸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,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些中国岛民的生计。

“禁海令”推开后,虽然尚未强迫迁移,然沿海周环立界,“商贾绝迹”,连鱼盐小径都被堵死。岛上居民顿失生产、生活基本条件,不得不放弃家园内迁,或远逃海外谋生。我们先民本来经营多年的一些岛屿顿时变成渺无人烟的荒岛,这严重阻碍了国家、民族开发南海诸岛的脚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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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61年3月,郑成功经澎湖顺利登陆台湾,一路所向披靡。清政府急了眼,立刻变本加厉,颁布更为彻底也更为残暴的“迁界令”。朝廷先是派人察看东南沿海地势,画出迁界图纸,随即吩咐两位满清王爷监督地方官府按图作业。头一次“迁界”,从山东至广东,所有沿海各处居民一律内迁50里,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,片板不许留存。凡溪、河桩栅,货物不许越界,布置兵丁“时刻瞭望,违者死无赦”。

1662年,即改元康熙以后,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签了投降书,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,“聚岛欢庆”。消息传来,清廷气急败坏,再次颁布“迁界令”,勒逼从广东饶平、澄海、揭阳、潮阳、惠来至廉江、合浦、钦州24州县居民再内迁50里,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,皆封港毁船,禁止居住。圣旨还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,田地不准耕种,渔民不准出海捕鱼,出界者立斩不赦。

紧接着又下令东起饶平大城千户所上里尾,西迄钦州防城沿边筑墩台、树桩栅,派重兵防守。而迁界时限仅有3天,必须“尽夷其地,空其人”,不愿迁走的居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掉脑袋。南粤大地顷刻亡者载道,哀鸿遍野,一片凄风苦雨。据粗略估算,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便达数十万。屈大均在《 广东新语 》中沉痛地写道:“自有粤东以来,生灵之祸,莫惨于此。”

就这么着,康熙还嫌“迁”得不彻底。1664年5月,朝廷又称“时以迁民窃出鱼盐、恐其仍通海舶”,下令再次内迁30里。原本不在迁界之内的广东顺德、番禺、南海及海阳居民,又上演了一轮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的拆迁悲剧。如此一迁、再迁、三迁,才把沿海无人区的界线基本定下来,最远距离有达二三百里者。

那时也搞暴力拆迁,大小官员手持“迁界令”,先定下“迁界”的两端,用绳索拉直,作为铁定的界线。一些居民的房屋不幸建在界线上,划界从中间穿过,便被强行拆掉在界内的一半房屋,剩下半边能否住人,官家一概不管。有的还在界线上掘一深沟,以分内外,稍有跨越深沟、“走出界外者”,便是死罪。清廷派来的巡海使者到新会勘界,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,竟然“逼城为界”,使得靠近城郭的肥沃田土全部抛荒。今日繁荣兴旺的广东新会环城、礼乐、江门郊区,那时也列入迁徙范围,一派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惨状。

几次迁界,涉及广东28个州县,深入到田庐连片、农工商业发达地区,被迁士民数百万,抛荒田地共531万亩有余。迁徙之民被迫离开故土的时候,扶老携幼,流离载道,行乞街市,饿死病死,不计其数。江门水南诗人黄居石写有《 蓰村行 》和《 哀江门 》,描述当时迁界的惨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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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有这样洒满血泪的句子:“新朝防海不防边,威令雷行刻不延……惊看村前一旗立,迫于王令催徙急。携妻负子出门行,旷野相对啜其泣。孰无坟墓孰无居,故土一旦成丘圩。此身播迁不自保,安望他乡复聚庐。”福建直接与台湾隔海对峙,执行“迁界”令自然首当其冲。

福建官府起初以插旗为界,随即建立木栅、篱笆为界,后来划界的标准越来越高,要求也越来越严格。或是挖掘深沟堑壕,或是用泥土高筑隔离墙,再后来索性征发民夫大兴土木,将泥土筑成的隔离墙改筑为具有法律效应的界墙。同时,沿着界墙按一定距离设立寨和墩,五里一墩,十里一寨,建一寨需3000多两银子,建墩的花费约为建寨的一半。

这笔银子朝廷不给,逼着当地百姓自掏腰包,“拷掠鞭箠,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”。寨、墩建成后,墩由5名兵丁把守,寨由6名兵丁把守,禁止百姓越界去海边,凡违规越界者“杀无赦”。该省靠近广东的东山县,迁界时百姓故土难离,牵衣顿足不肯挪步,官军便大开杀戒,当场被屠戮的居民近3万人。

《 台湾郑氏始末 》一书这样记载,康熙三年( 1664年 )三月初六,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,“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,筑墙为界,纵军士大肆淫掠,杀人山积,海水殷然”。《 台湾外志 》形容:“东山岛上一时人民失业,号泣之声载道,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,背夫弃子,失父离妻,老稚填于沟壑,骸骨白于荒野。”康熙十九年宣布复界以后,东山百姓返回家园的幸存者十仅二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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