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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岛芳子妹妹没落皇族十七格格的传奇人生【求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1-14 16:29:25 阅读: 来源:工字钢厂家

年轻时的金默玉

1918年,流亡于旅顺、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第38个孩子,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·显琦——90年后,当「公民金默玉」回望当年身为肃王府的十七 时,这位最后的 ,也完成了对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记忆和见证。

她像所有想摆脱出身阴影的人一样,试图用劳动来洗刷掉自己身上「十七格格」和「 之妹」的烙印,以至于从此九节脊骨坏损,「天气稍一阴冷,浑身都难受」。1996年,78岁的金默玉在廊坊开发区创办了「爱心日语学校」,而后的「东方大学城」正是在这所学校基础上创办的。在廊坊的家里接受采访前,保姆先为老人递上毯子盖住双腿,很默契地送上香烟、打火机和烟灰缸。老人抽烟的频率很高,几乎一天一包。这也是秦城生活落下的习惯,在监狱里,每当腰疼得受不了时,她就靠香烟顶过煎熬。每一位见过金默玉的人,都会惊讶于她历尽沧桑后的达观和幽默。

末代肃亲王

1922年父亲去世时,我只有4岁,所以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,我也是从书上知道他的许多事情的,比如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,是父亲审的他。父亲见汪精卫谈吐不凡,很爱惜他,虽然两人在保皇与革命的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,但父亲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,所以汪精卫能免于一死,父亲起了很大作用。

我们家是正宗的正黄旗,追根溯源,我们这一支的祖先、第一代肃亲王叫豪格,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,他骁勇善战,后来成为八大「铁帽子王」之一。皇太极去世后,他与多尔衮争皇位,多尔衮得势后,他很早就去世了。

父亲爱新觉罗·善耆,是第10代、也是末代肃亲王。如今很多史学家都认为他是位开明之士,当年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,也曾向西太后谏言过,但西太后听后不悦,把他和恭王一起给轰下去了。父亲下去后大哭一场,觉得 完了。西太后每年过生日,那些王公大臣都要进贡,父亲想让她见识一下国外那些先进东西,告诉她「人家文明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,大 别再妄自尊大了」。他处心积虑,让人从英国、法国运来了好多东西,比如沙发、摇椅、望远镜、留声机等等。但那些东西运回来后,有人说:肃王要篡位。他一生气,就把它们留在自己家了,我小时候还玩过。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八音盒,像钢琴那么大,16个人都抬不动,上面有很多小木人,启动后,有的在跳舞、有的在敲锣、有的在打鼓,特别好听,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。

刚过40岁的父亲出任民政尚书,相当于今天的部长,在当时的清政府里已算非常年轻的「官员」了。他在全国推行警政、户口、卫生、市政等方面的建设,他接管「崇文门税务监督」后,给大家都涨了工资,告诉大家绝对不许收受贿赂,有点像今天「高薪养廉」的意思。后来有人跟西太后说:肃王管得挺好的。谁知道西太后说:「那肃王以后不干了,谁接管他?」意思是说没油水可捞,还谁愿意管这摊啊?由此可以想见,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溃烂成什么样子了。

父亲对 忠心耿耿,1912年,他痛哭流涕反对溥仪退位,是唯一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。溥仪逊位后,他跟全家人说,国家都亡了,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,所以要家里人穿得简单些。母亲她们都有丝绸,也不能故意扔了,所以平时就在外面穿一布衣。我的三娘特胖,怕热,只有她平时可以穿一件纱衣。其他人上下都得是布的,不许穿丝的。所以父亲死后被溥仪「赐」谥号为「忠」,追封为「肃忠亲王」。

父亲在56岁那年暴病而死,有1位正夫人、4位侧夫人,生了38个孩子,我是最小一个,肃王府里的十七格格。我有21个哥哥,16个姐姐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奇,问我能认全那么多哥哥姐姐吗?怎么认不全呢?男的跟男的排,女的跟女的排,最小的哥哥叫二十一哥或小哥哥。在王府里,我们管正夫人叫「奶奶」,管自己的母亲叫「娘」,我的生母是第四侧夫人,我对母亲印象不多,只记得她挺好强的,老是盘腿看书。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死的,据奶妈她们说,母亲是侍候父亲累死的。就这样,我4岁那年,一个月之内没了父亲和母亲。

旅顺岁月

1918年我在旅顺出生时,父亲已从北京流亡到旅顺6年了。当年父亲一心想利用日本人复辟清朝统治,策划「满蒙独立」。日本人就在旅顺给他预备好了房子,让父亲过来「共商大计」。

我们在旅顺的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,当时那一片叫「新世界」,地址也是按日本人的习惯,叫「镇远町十番地」。我只记得小时候的旅顺有山有海,特干净,也安静极了,一辆汽车都没有,街道两旁都是洋槐,6月傍晚的时候,整个「新世界」都是香的。解放后我又去了一次旅顺,跟印象中完全不一样了,我们原来的房子还在,但经历了许多变迁,也被弄得乱七八糟的,一会儿住解放军,一会儿住苏联专家,后来还做过小学校。当年门口还立了一个牌子,说我父亲如何反动之类的,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了。

父亲在世时,我和他的接触也不多,父亲是「王爷」,基本上都在王爷府里待着,不像咱们现在出入那么随便。我们这些孩子,各有各的屋子,各有各的奶妈和「看妈」,连母亲的屋子都不大随便进出。

父亲组织「宗社党」,复辟失败后流落到旅顺,让哥哥姐姐都上日本学校。他的意思是,必须得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,就这一点我觉得他脑子好,并不是那种「女子无才便是德」的老思想。所以姐姐们都上旅顺女子学校,哥哥们上旅顺「工大」,我们小不点的上第二小学,同学们都是「满洲铁路」或者「关东厅」的后代。

虽然那时已经没了皇帝,但在家里,那些前清的礼仪还沿袭著。那时家里也没有沙发,坐得规规矩矩,只能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,跟谁说话要慢慢把头扭过去,以耳朵上的坠子不能有任何摆动为标准。平时格格也没什么机会出门,只有姐姐嫁人、亲戚过生日时,才有机会出去。听姐姐们说,格格们出门时用幔帐遮著,直到上了轿子才放下,没几个人见得着。所以在老百姓的想像中,哪个王府的格格都是「美人」。

我很庆幸,出生得晚,没怎么受这些「洋罪」。我从小就讨厌这些繁文缛节,姐姐们称我为「革命儿」。那时候格格通常都嫁给蒙古王,我的五姑姑善坤就是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的福晋。我们这个圈里,也是互相联姻,比如我九哥的女儿嫁给李鸿章的孙子,我想如果朝代不发生变化、我不受新式教育的话,我也得认命、也得走姐姐们的老路。不过哪有那么多王公可嫁?可能最后我就成老姑娘了。

旅顺和大连当年也是清朝遗老遗少聚集的地方。父亲到了旅顺后,恭亲王溥伟也追随他到了大连。恭亲王溥伟特别崇拜我父亲,他也赞成父亲,认为不能锁国。恭亲王长得漂亮极了,真像个王爷的样子,不像我父亲是个小矮人。他小楷写得也漂亮,问他《红楼梦》哪一回写的什么,他随口就能说出来。父亲去世后,他特别疼我,认我为干女儿。我在恭王府行四,是「四格格」。恭亲王也是对清朝念念不忘,1931年跑到沈阳去拜祭清祖先陵,后来又跟着溥仪跑到长春「满洲国」,没几年就死了。现在大连还有恭亲王的房子,我几个哥哥也在大连买房子住,现在大连黑石礁一带还有一套,据说已经变成了饭店。

1931年溥仪从北京逃出来后,曾在旅顺躲了一段时间,溥仪在旅顺期间就住在我们家,在此期间他还以皇帝的身份祭祖,也接受罗振玉、郑孝胥这些清朝遗老遗少的朝拜。溥仪的行程当然是绝对保密的,我那时还小,只有12岁,白天还要去上学,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曾经来过,只记得让我们搬出来,单给他辟了一幢小楼来住。我后来才知道是溥仪来了,我也没见过婉容,不过三姐她们见到过,我大嫂还伺候过。

刚到旅顺时我们家还是一个大家族,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,还有两百多口子人呢!父亲是为了他的复辟梦而到旅顺的,但对那几位夫人来说,旅顺太小太闷了,哪能跟北京比呢?父亲在时她们不敢动,但我们家吃的、喝的、用的都从北京运。父亲一死,几位夫人很快回了北京,有几位哥哥去了大连,这个大家庭很快就散了。

没落皇族

父亲去世3周年时,被运回北京安葬。记得当时给准备了一辆火车,父亲的棺木在前头母亲在后头。几乎所有旅顺人都出来看,附近的农民头一天赶着马车来、晚上住在马车里就为了等著看热闹。据说现在有些老人还能记得当时的「盛况」。送葬的队伍很长,按照规定,抬灵柩的人要64人,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,一共128人。队列的最前面是「金山」、「银山」、「马」、「车」;为了赶制这些供品,旅顺所有纸店里的存货都被抢购一空。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人,因为队伍太长,从旅顺家中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。

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。父亲被葬在「架松」,也就是现在的劲松一带。我们家的 有两处:十八里店有一处,在架松也有一处。因为墓地里有一棵数人合抱粗的松树,松枝用上百根木料支撑,所以才有「架松」之名,虽然这棵树已在40年代末枯死了,但地名沿用至今。父亲去世时,正在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留学的三姐显珊也回来奔丧,之后她再也没回去,偌大的家后来就剩下三姐、十六姐——我喊她「小姐」和我3个人,加上十几个佣人。按照那时的规矩,王爷身边的女人如果没生男孩就不能被册封,像我母亲17岁生了我大哥,因为头胎就是男孩,所以她被册封得早。而三姐的母亲刚生下她就去世了,我父亲挺可怜她的,所以父亲在世时她在家里耀武扬威的,大家对这个三格格有点又恨又怕。父亲一去世,她没什么靠山,也没地方可去,就把我俩要过去,我俩分的家产都归了她——她如果不争取我们,她也没什么财产。三姐后来办了一所学校,还买了个农场,但她什么也不懂,她养的果树起初还结挺大个儿的苹果,到了后来却变成像海棠果那么大。三姐后来认识一个女传教士,每次来家里教我英文,在她影响下,三姐和十二姐、十五姐都信了基督教。三姐终身未嫁,最终死在教堂里。

我在旅顺待到13岁。我毕业那年,溥仪的「满洲国」也成立了,我去长春上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。那时我几个哥哥在「满洲国」谋得了一官半职——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「齐齐哈尔市长」,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,要去日本,当时川岛芳子也在长春,哥哥们也怕我受她影响,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。

我们到日本被安排读日本的贵族学校。一起去留学的都是满清后代,比如婉容的弟弟润麒,溥仪的妹妹、醇亲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们同学,他俩后来成了一对夫妇。润麒年轻时候特别淘气,一不高兴就掏出枪冲天上放两枪,不过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磨难,他的脾气也变了。前一段听说他还好好的,没想到出门摔了一跤,就死了。

1940年,溥仪作为「满洲国皇帝」到日本访问,还被裕仁天皇接见过,「大使馆」组织我们留学生去见他,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溥仪,他站在台阶上,我们站在底下看,但没有欢呼,也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敬礼。我见了溥仪也没激动,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是西式教育,对清朝那一套也比较淡漠。

我在日本上的是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,每个月都有人从我们在大连的房地产公司那里寄钱给我,100块「小洋」,不够的话打电报让家里再寄。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块钱吧,我也花不完,一个学生哪用得了那么多钱?

那时我们家是被川岛浪速控制着的,川岛浪速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。父亲当年为了复辟找到他,父亲在世时,他「王爷长、王爷短」的,拍父亲马屁,他过去就是个三等翻译官,中国话也不怎么样。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,他看透了我们家,哥哥们都无能,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,年纪小的还在上学,父亲一死,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,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。

我很小的时候见过川岛浪速,他到过旅顺。记得有一次吃饭时他突然把袜子脱了,往后一扔,那时候我不知为什么就对他有些反感,觉得他真下等。川岛浪速掌管我家很长时间,他对父亲的几位夫人不敢不恭,她们回北京后,川岛每个月定期给送生活费,那几位夫人什么也不懂,只要给生活费、生活不成问题就不过问了,还感恩戴德地喊他「川岛大人」。后来大奶奶、三娘、二娘等都相继去世,川岛浪速就一点点掌握了我们家的财产,我们在大连、天津都有不动产,最终都被他控制了。

从十四格格到

当年我因为 而在秦城监狱关了15年,曾经下决心:这辈子再也不谈川岛芳子,但我发现她总是我这辈子绕不过的一个话题。好好一个肃王府因为一个川岛芳子而出了名,这多少让我很尴尬。我后来经常想,如果父亲活着,知道芳子后来走了那样一条路,他绝对会把芳子要回到自己身边。

我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,显是长女,也是全家17个女孩的第14个,5岁左右被川岛浪速带到日本,成了他的养女,肃王府的十四格格从此成了「川岛芳子」。我有个七哥叫金璧东,「伪满洲国」时期任「黑龙江省省长」,川岛芳子顺着这位哥哥,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成金璧辉。川岛芳子没怎么念过书,但字写得不坏,人也聪明,虽然没学过俄文,在哈尔滨待了几个月后,俄文说得辟里啪啦的。

1927年,川岛芳子回旅顺准备结婚时,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比我大14岁的十四姐。

在我母亲生的3个女儿里,川岛芳子最漂亮,性格外向,挺明朗的。我见到她时,她一直梳男头,穿男装,不管西服也罢,和服也罢,还是军装,都是男性化打扮。听说她只是早期在天津「东兴楼」时期穿过女装,我有时也用日语喊她「兄长」。她也不怎么化妆,她年轻时漂亮,也用不着化妆。

跟川岛芳子结婚的人叫甘珠尔扎布,他是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。1916年,袁世凯暴亡后,父亲支持巴布扎布叛乱,希望搞「满蒙独立」。巴布扎布后来被张作霖的奉军打死,我父亲特别讲义气,把他们全家接到我们家里养著,也让他几个孩子唸书。老大很有志气,后来回到了蒙古,老二和老三留在中国,老二甘珠尔扎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,他特别喜欢芳子,一心想娶她为妻,甚至为她得了相思病。甘珠尔扎布的母亲就跟我三姐提亲,说来说去就成了。川岛芳子结婚那天挺热闹的,平时她总爱穿男人的衣服,但那一天她自己弄了身婚纱,挺漂亮的。全大连、旅顺的日本人都参加婚礼了。

川岛芳子不怎么喜欢甘珠尔扎布,再说她哪是在家待得住的人?婚后不久她就从旅顺搬到了大连,不到一年,又离开了大连。甘珠尔扎布的姐姐后来嫁给了我九哥,成了我九嫂。听我九嫂说芳子自己跑回日本了,甘珠尔扎布后来又找了一位夫人,长得挺漂亮的,生了5个孩子。奇怪的是,甘珠尔扎布结婚时,川岛芳子又跑来参加了。甘珠尔扎布一直不能忘记她,但驾驭不了她。

我和十六姐后来到长春读书时,川岛芳子也在那里,自己住在一幢房子里。平时我都住在学校的宿舍,偶尔去她那里玩。川岛芳子虽然没见过我几面,但特疼我,因为我最小。她有时还带着我去郊游、跳舞,还教我如何化妆和穿着打扮。我大哥知道后,特别反对我跟她来往。她那时总跟一些日本军人混在一起,名声也不好,大哥生怕我被她带坏了。

在我去日本留学的头一天,川岛芳子先离开了长春。我去车站送她,她喊我「小不点」,不知为什么,竟有点眼泪汪汪的。川岛芳子在日本的名气可大了,有一段时间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她的消息,「川岛芳子栏」天天登她的相片。我在日本上学时,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她生病住院了,我就去看她,她见了我还挺高兴的。有时我想,可能她内心深处也挺孤独的。

1941年,我回国后,川岛芳子刚好也在北京,这时她的名气似乎更大了。她在东四九条那里住,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房子,我只去过一次,我一看她身旁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,还有很多有名的戏子都围着她,都怕她,喊她「金司令」——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司令。川岛芳子让我跟她住在一起,她可能觉得自己老了,得有个人帮她,但我不愿意。我受的教育比她强多了,怎么也能看出来她和周围的人都不对,于是尽量躲着她。有一次把她惹生气了,她闯进我家大发脾气,让我向她道歉。我也忍不住和她吵起来,她可能没想到我会和她顶嘴,气得到处砸,甚至用军刀猛抽打我,在大哥劝阻下,她才坐上车扬长而去。

小时候对家里的许多事不是特别明白,等我渐渐长大后,经常想,川岛浪速要是把川岛芳子教育好了的话,她绝对不会走这条路。她的漂亮也把她毁了,日本军人跟在她屁股后面,把她捧坏了。川岛浪速也利用芳子的漂亮做宣传,笼络那些军人,还用我们家的钱买什么矿山。据说那个川岛浪速让芳子站在山上,问她:你说我们买哪一块?她就随便那么一指,也不问价钱就给买下来了。日本长野县现在还有一个「黑姬山庄」,就是川岛浪速拿我家的钱在山上买的房子,成了芳子在日本的根据地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川岛芳子。1945年,抗战结束后,川岛芳子被逮捕,1948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决。据说她临死前挺想见我的,但我没去。我想她自己不觉悟,周围的人又不放过她,那样一种结果,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了。

从格格到平民

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,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,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,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长住,也是我记忆里最无聊的时期,什么事情都没有,在家里憋坏了,王府井一天能逛好几次。

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。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,甚至去做歌唱演员,但长辈们觉得,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,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?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,为了玩起来方便,在19岁生日那天,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,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放在橱窗里,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,他特别生气: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!

从小我对钱没什么概念,从不接触钱,也不必拿钱,要什么有什么,大了以后也不用我管钱,哥哥们早给买好了。他们从几百样里挑几样好的,拿回来给我挑,哪用得着我花钱呢?到了民国时期,开始实行记账。去东安市场逛,大家都知道这几位常去的客人的身份,说这个小姐是什么府的,那个人是什么市长的女儿,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,我一去他们就说「您随便拿」,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,也不用自己带回家。到了节假日、旧历年算账,家里的账单一叠,到时自有人算账,但谁给的钱我都不知道。

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,我剩下的大半生,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。1948年,哥哥成了众多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,留给我的是100块钱、6个孩子,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,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既没结婚,也没孩子,为了维持生计,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、地毯、沙发、皮大衣、留声机等。为了谋生,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,3天1件,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,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权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我没有走,我觉得共产党不喜欢你也罢,国民党不要你也罢,你毕竟是中国人啊。后来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了一笔钱,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饭馆「益康食堂」,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。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。

1956年,我考进北京编译社,被分配到日文组工作。就在我觉得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时,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,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,宣告我被捕了。3个月后,我被押送到劳改队。6年后的一天,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:「金默玉,经过审查,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!」从这一天起,我被带到著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。我知道,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出身,以及那个阴魂不散的胞姐川岛芳子。为了不连累马万里,我主动提出了离婚。

1973年,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,我终于重获自由,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,种地养鸭,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。1979年,我是想有份工作。我想我干不了体力活了,但我还可以干脑力活。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,我想,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。

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。当年在日本东京女子学习院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,分隔几十年,她们说我一点都没变,还嘻嘻哈哈的,甚至有人还不相信我坐过15年的牢。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,我还是那个想法,我毕竟是中国人。现在,我的兄弟姐妹中,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们这一辈,男的是「宪」,女的是「显」,下一代女的是「廉」、男的是「连」,现在这些后人有姓金,有姓连、廉,姓什么的都有。以前是皇上赐给8个字,可以用八代人,这8个字用完了再给8个,现在也没人给排了。我们家到「连」就没了。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,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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